澳洲醫界示警:年輕醫師過勞非個人問題 制度改革刻不容緩
澳洲年輕醫師面臨嚴重過勞問題,一份調查顯示近兩成醫師每週工時逾70小時,許多人因文化壓力不敢申報超時工作,醫界呼籲這並非個人問題,而是體制失衡所致,應透過改革工作設計與人力配置,保障醫病安全。
張皓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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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洲醫療體系中,年輕醫師的過勞問題日益嚴重,不僅影響個人生活與福祉,更可能危及病患安全。根據《InSight+》報導,許多剛從醫學院畢業、正在接受專科訓練的醫師(junior doctors),在兼顧學業、研究與職涯發展的同時,還須面對高壓的臨床工作,尤其是有家庭承諾者,工作與生活平衡極為困難。
一份由澳洲健康從業人員監管局(Ahpra)於 2025 年進行的醫學培訓調查顯示,超過 1.8 萬名受訓醫師中,有 45% 的受訪者表示工作量「繁重或非常繁重」。數據揭露,新南威爾斯州(New South Wales)的住院醫師(registrars)平均每週工時達 54.8 小時,其中更有 17.3% 的人每週工作 70 小時以上。在南澳州(South Australia),也有 24% 的受訓醫師每週工時超過 50 小時,半數坦承工作負荷沉重。
許多年輕醫師的工作時間超出排班表,無論是完成臨床任務、為下一個輪班做準備,或在漫長一天後仍需研讀。然而,許多人卻未獲得超時工作的合理報酬。Ahpra 的調查發現,12% 的醫師從未領取未排班超時工作的薪資,19% 從未申報。以新南威爾斯州為例,澳洲受薪醫務人員聯合會(Australian Salaried Medical Officers' Federation)的調查顯示,僅 45% 的受訪者申報了所有超時工作,許多人指出這是由於強烈的職場文化壓力。昆士蘭州(Queensland)有 19% 的住院醫師甚至被明確告知不得申報超時津貼,而在西澳大利亞州(Western Australia)超過 1300 名年輕醫師中,有 38% 的人認為體制或文化壓力是他們不申報超時工作的主要原因。
神經外科住院醫師湯姆·莫里森(Tom Morrison)舉例指出,巴士司機在兩班之間必須休息 10 小時,否則不得上工,但他身為醫師卻可能在深夜結束工作後,數小時內又被緊急召回,隔天清晨繼續值班。他強調:「對於那些做出攸關生死的醫療決策者,不應有例外。」他認為不能將醫師的疲勞管理責任完全歸咎於個人,因為病人永遠需要照護,若體系未能充分照護醫師與病人,錯誤將難以避免。
澳洲皇家全科醫師協會(Royal Australian Colleg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)心理學家兼研究員尚恩·普倫蒂斯(Shaun Prentice)指出,將過勞問題歸結為「80% 體系問題,20% 個人問題」的說法缺乏數據支持,實際情況遠比這複雜。艾瑪·霍奇(Emma Hodge)醫師補充道,改善醫師福祉不能僅流於形式,必須體現在工作設計上,包括確保充足的人力、規劃永續的排班表、減少不必要的行政負擔、提供有效的督導,並建立具心理安全感的工作環境。她也提醒年輕醫師:「當個好醫師,不代表你必須對所有要求照單全收,或將自己的健康福祉置於最末。」這些挑戰也引發了對台灣醫療環境是否面臨類似挑戰的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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