澳洲醫界示警：年輕醫師過勞非個人問題 制度改革刻不容緩
澳洲年輕醫師面臨嚴重過勞問題，一份調查顯示近兩成醫師每週工時逾70小時，許多人因文化壓力不敢申報超時工作，醫界呼籲這並非個人問題，而是體制失衡所致，應透過改革工作設計與人力配置，保障醫病安全。
張皓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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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洲醫療體系中，年輕醫師的過勞問題日益嚴重，不僅影響個人生活與福祉，更可能危及病患安全。根據《InSight+》報導，許多剛從醫學院畢業、正在接受專科訓練的醫師（junior doctors），在兼顧學業、研究與職涯發展的同時，還須面對高壓的臨床工作，尤其是有家庭承諾者，工作與生活平衡極為困難。
一份由澳洲健康從業人員監管局（Ahpra）於 2025 年進行的醫學培訓調查顯示，超過 1.8 萬名受訓醫師中，有 45% 的受訪者表示工作量「繁重或非常繁重」。數據揭露，新南威爾斯州（New South Wales）的住院醫師（registrars）平均每週工時達 54.8 小時，其中更有 17.3% 的人每週工作 70 小時以上。在南澳州（South Australia），也有 24% 的受訓醫師每週工時超過 50 小時，半數坦承工作負荷沉重。
許多年輕醫師的工作時間超出排班表，無論是完成臨床任務、為下一個輪班做準備，或在漫長一天後仍需研讀。然而，許多人卻未獲得超時工作的合理報酬。Ahpra 的調查發現，12% 的醫師從未領取未排班超時工作的薪資，19% 從未申報。以新南威爾斯州為例，澳洲受薪醫務人員聯合會（Australian Salaried Medical Officers' Federation）的調查顯示，僅 45% 的受訪者申報了所有超時工作，許多人指出這是由於強烈的職場文化壓力。昆士蘭州（Queensland）有 19% 的住院醫師甚至被明確告知不得申報超時津貼，而在西澳大利亞州（Western Australia）超過 1300 名年輕醫師中，有 38% 的人認為體制或文化壓力是他們不申報超時工作的主要原因。
神經外科住院醫師湯姆·莫里森（Tom Morrison）舉例指出，巴士司機在兩班之間必須休息 10 小時，否則不得上工，但他身為醫師卻可能在深夜結束工作後，數小時內又被緊急召回，隔天清晨繼續值班。他強調：「對於那些做出攸關生死的醫療決策者，不應有例外。」他認為不能將醫師的疲勞管理責任完全歸咎於個人，因為病人永遠需要照護，若體系未能充分照護醫師與病人，錯誤將難以避免。
澳洲皇家全科醫師協會（Royal Australian Colleg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）心理學家兼研究員尚恩·普倫蒂斯（Shaun Prentice）指出，將過勞問題歸結為「80% 體系問題，20% 個人問題」的說法缺乏數據支持，實際情況遠比這複雜。艾瑪·霍奇（Emma Hodge）醫師補充道，改善醫師福祉不能僅流於形式，必須體現在工作設計上，包括確保充足的人力、規劃永續的排班表、減少不必要的行政負擔、提供有效的督導，並建立具心理安全感的工作環境。她也提醒年輕醫師：「當個好醫師，不代表你必須對所有要求照單全收，或將自己的健康福祉置於最末。」這些挑戰也引發了對台灣醫療環境是否面臨類似挑戰的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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